当科技浪潮奔涌向前，航天、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等领域不断突破边界，中国等国正在进行的前沿科技探索，正在勾勒人类未来的全新图景。科幻文学的创作现场，正经受着这场科技变革的深度洗礼。为此，我们特别策划“科幻访谈”栏目，邀请多位创作者直面科技迭代对文学创作的冲击与挑战，剖析人工智能对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探讨文学原创性的坚守与拓展。我们期待以科技前沿的视野，融合文学创作的人文温度，彰显科幻文学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
陈楸帆，广东汕头人，九三学社成员，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广东作协科幻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科普作协理事。主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荒潮》《刹海》、《AI未来进行式》（与李开复合著）、《人生算法》，青少年科幻《零碳中国》、《山歌海谣》等十余部作品，被翻译为二十多种语言，先后获得茅盾新人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中国科幻银河奖、十月文学奖、花地文学榜类型文学金奖、《亚洲周刊》年度十佳小说、法国想象文学大奖、德国年度商业图书等国内外诸多奖项。
康春华：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科幻”了。近期，生活中是否有一些或直接或微妙的细节触动你的内心，引发你的创作灵感或者深沉的思考？
陈楸帆：最近，我在深圳打车，有好几次都是司机试图用语音输入，却因为口音不标准，反复蹦出错误的地址，那个尴尬的场景既好笑又发人深省。我们的技术追求统一的“标准”，却尚未智能到根据每个人的“不标准”来调整算法、进行模糊匹配，所以逼迫着人变得越来越像机器。我们的社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包容个体的“不标准”“不完美”，我们的技术又应该有多少程度的“模糊空间”？
第二件事是我70多岁的母亲会用AI做短视频了，把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变成动画或者MV，还开了视频号。我一方面为父母的与时俱进而开心，另一方面也观察到，他们似乎越来越难以分辨哪些内容是真实的，哪些是AI生成的。也许不只是老年人，小孩甚至成年人，就连具备“火眼金睛”的媒体从业者，也会渐渐在越来越逼真的AI生成内容面前丧失判断力，直到最终放弃徒劳无功的努力。
这两件事让我深有感触。作为一个科幻作家，你的想象被现实追上甚至超越，你的陌生化策略面临失效。但与此同时，人在这些技术里的处境，那种被便利裹挟的孤独感，比我曾经设想的更微妙、更值得书写。所以现在触动我的往往不是某个炫目的新技术，而是技术与人的接触面上那些摩擦、缝隙、不适感。比如，一个司机被导航带进死胡同时脸上的表情，一个老人在医院自助机前反复戳屏幕的手指，这些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东西。科幻的素材从来不在未来，而在当下。
康春华：你关心哪些领域的科技发展？为什么？
陈楸帆：如果用一个词概括我关注的技术方向，那就是界面。我关心的是所有正在重新定义边界的技术。
生成式AI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我从2017年就开始尝试用AI辅助写作，当时的模型还很粗糙，生成的文字像是一个刚学说话的孩子在拼凑句子。现在的模型已经能写出让很多人分不清是人还是机器的文字了。这个变化的速度本身就值得关注，但更让我在意的是它揭示出的东西：智能也许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神秘，或者说，智能的神秘性不在我们以为的地方。
合成生物学是另一个。生命的边界正在被改写。当科学家可以从零开始设计一个生命体的基因组时，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这跟AI对人机界限的模糊有结构上的相似性。我在《荒潮》里写过米米的身体被病毒改造，她的意识融入数据海洋。合成生物学让这种想象有了新的落点。
脑机接口和神经技术是第三个。意识的边界在哪里？记忆可以被编辑吗？《刹海》的核心设定就涉及记忆技术对身份的重塑。当马斯克的Neuralink开始在人体上做实验时，这些问题就不再是纯粹的思想实验了。我目前正在写作一些相关的作品。
最后是气候工程和地球系统科学。我们与这颗行星的界面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地球工程的提案，比如平流层气溶胶注入，本质上是人类试图用技术手段重新定义自己与地球系统的关系。这里面的伦理困境和叙事潜力都是巨大的。
这些领域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在动摇我们习以为常的范畴区分：人与机器、生命与非生命、自我与他者、人类与行星。科幻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在这些范畴动摇的时刻介入，去想象新的可能性和新的危险。
康春华：你是否会关注人文社科类方向的话题或者社会热点？比如有哪些？
陈楸帆：非常关注。事实上，我认为科幻如果只关注技术就会变得贫血。技术总是嵌入在社会结构里的，没有脱离权力关系、文化语境和历史脉络的纯粹技术。
我长期关注的一个议题是全球南方的技术正义。我写《荒潮》的出发点就是贵屿的电子垃圾问题，本质上那是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废弃物管理问题，发达国家的消费产生的电子垃圾被运到中国南方的小镇，由底层劳工用最原始的方式处理。这个结构到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形式变了。技术进步的代价总是不均匀地分配在不同人群身上。因此又有了续篇，讲述海洋生态环境和数据垃圾问题的《刹海》。
另一个议题是AI伦理治理的文化差异。西方的AI伦理话语以个人权利和隐私为中心，但在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集体利益、社会和谐、技术实用主义有着不同的权重。这种差异本身就是科幻可以介入的空间。《AI未来进行式》里的很多故事就试图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下AI落地的不同面貌。
此外我还关注数字劳动和平台经济对人的异化。其中许多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科幻感的现象，但它们不需要任何虚构的技术设定，它们就发生在此时此地，是唾手可得的现实主义。
康春华：科技更新迭代之快，是否对你的文学创作心态产生了具体影响？可否举例说明？
陈楸帆：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发生了好几次心态转变。
第一次大的冲击是2022年底ChatGPT发布的时候。我虽然从2017年就开始用AI辅助写作，但GPT-3.5展现出的语言能力还是让我吃了一惊。那段时间我有过一个很具体的焦虑：如果机器可以在几秒钟内生成一段在表面质量上不逊于我花几个小时写出来的文字，那我花的那几个小时的意义在哪里？
后来这个焦虑被一个更深层的认识取代了。Deepseek在2025年春节横空出世，我在反复细读比较人写的和机器写的文字之后发现，一般文学意义上的“流畅”或者“优美”是极富误导性的标准。机器生成的文字像是过分平滑而滑腻的玻璃贴膜，阅读之后给大脑带来一种空洞浮泛的虚无感。而人写的文字里有杂质，有摩擦，有不完美，但正是这些杂质携带着丰富的信息。一个句子为什么在这里拐了个弯，为什么选了这个词而不是那个近义词，为什么这个比喻用的是潮汕的盐田而不是北方的麦地，这些选择的背后是一个人的全部生命经验，是有深度的。
另一个具体的影响是我放弃了追求技术设定的精准预测。《AI未来进行式》写于2019至2021年间，其中的一些技术细节到今天已经落后于现实了。但小说的核心，技术如何放大甚至撕裂阶层差异、人类主体性如何与机器进行角力，后稀缺时代人的幸福感该如何衡量……所有这些思考没有过时。这个经验让我更加明确地意识到，科幻小说的生命力不在于预测了什么技术，而在于揭示了什么人的处境。技术迭代得再快，人的脆弱、贪婪、恐惧和渴望不会以同样的速度迭代。另外，以前我很回避写个人经历，现在反而想回到那些隐秘的角落，我可能会更深入挖掘我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因为那是AI没办法生成和替代的。
康春华：在你的科幻写作中，科幻设定、科技细节展示（独属于科幻的部分）和叙事情节、人物形象塑造（传统严肃文学所在意的部分），比重是否发生了变化？为什么？
陈楸帆：比重确实在变化，而且是有意识地调整。
早期写《荒潮》的时候，我在科幻设定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硅屿的电子垃圾生态系统、纳米病毒的技术原理、米米的意识转化机制，这些构成了小说的骨架。那时候我觉得科幻设定的新颖性和可信性是科幻小说区别于其他类型小说的根本所在。
现在我的看法有了变化。科幻设定对我来说越来越像一种诗学装置，它的功能是撬动人物内心那些用现实主义手法不容易触及的层面。《刹海》里的记忆技术不是为了展示一种酷炫的未来科技，而是为了追问：如果记忆可以被编辑，那么我是谁？身份的连续性依赖什么？这些是存在论层面的问题，记忆技术只是让这些问题以极端化的方式浮现出来。
这个变化有几个原因。一是现实本身的科幻化。当你的读者每天都在跟AI对话、用人脸识别进地铁、在短视频平台上被算法喂养的时候，单纯的技术设定已经不容易产生认知冲击了。你需要更深地切入人的处境才能让读者感到被触动。
二是大模型的出现让科幻设定的门槛降低了。任何人都可以让ChatGPT生成一个看起来很专业的科幻世界观设定，包括科技树、社会结构、术语体系，应有尽有。这意味着设定本身的稀缺性在下降。但一个作家对人物内心的洞察，对人际关系中那些微妙张力的把握，对特定文化记忆的调用，这些东西目前还不能被批量生产。
但我想强调，这不意味着科幻设定变得不重要了。好的设定仍然是科幻文学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刘慈欣老师的二向箔、黑暗森林法则，这些设定本身就携带着巨大的美学能量和哲学冲击力，不需要退居幕后。只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越来越倾向于让设定服务于人物，让技术的陌生化效果最终落在人的感受上。这是路径的选择，不是优劣的判断。
康春华：科幻设定方面，各类大模型所能给出“方案”和细节，给你带来的是焦虑还是助力？你以何种心态面对这种状况？
陈楸帆：说实话，两者都有，但最终沉淀下来的是一种我称之为对抗式生成的创作状态。
焦虑是真实的。当你让大模型帮你构思一个近未来的社会设定，它能在几秒钟内给出一个相当完整的方案：技术细节、社会影响、伦理争议、可能的叙事冲突，一应俱全。而且这个方案在专业性和全面性上往往超过你一个人苦思冥想好多天的结果。这对任何一个以创造力为核心竞争力的写作者来说，都会产生压力。
但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大模型给出的方案本质上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最优解，是它训练数据中所有已有文本的某种加权综合。这意味着它的输出天然地趋向于中间值，趋向于那些已经被写过、被讨论过、被验证过的方向。它非常擅长给你一个看起来很好的答案，但这个好往往是平庸意义上的好，是不会出错的好。
而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偏离这个中间值。菲利普·迪克写的那些迷幻的设定，刘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则，特德·姜在《你一生的故事》里把语言学和物理学扭在一起的做法，这些都不是统计学最优解。它们是偏离，是古怪的，是带着个人执念的。AI不太会执着于某个古怪的方向，因为它没有执念。关键在于你是否具备足够清晰的创作意图和强大的判断力，换句话说，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你是那个掌舵的人，机器只是水下的马达。
所以我现在的方法是：用AI来确认方向，确认我应该偏离的方向。我让它给出方案，然后有意识地往它没有指向的地方走。它告诉我大多数科幻作品在处理这个题材时会怎么做，我就知道我不该怎么做了。这就是对抗式生成的核心：不是拒绝AI，也不是顺从AI，而是把它当作一面镜子，一面让你看到自己不想重复之处的镜子。这种心态让我从焦虑中走出来了。AI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平庸化引擎，而作家的工作恰恰是抵抗平庸。有了这个对手，目标反而变得更清晰了。
康春华：AI时代，如何看待文学创作的“原创性”？
陈楸帆：原创性这个概念需要被重新理解，但不是被取消。
在AI出现之前，文学理论就已经告诉我们，所有写作都是互文的。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前人文本的回应、改写、挪用和对话。罗兰·巴特宣布“作者之死”的时候，意思并不是说创作不存在，而是说创作从来不是从虚空中凭空生成的。在这个意义上，AI并没有发明什么新的难题，它只是把一个老问题以极端的方式重新提出来了。
但AI确实改变了原创性的着力点。我认为原创性至少可以在四个层面上被讨论：语言层面的新颖性、结构层面的创新、认知层面的突破以及体验层面的独特性。大模型在前两个层面已经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它可以生成新颖的词汇组合，可以模仿各种叙事结构。但在后两个层面，认知的突破和体验的独特性，它目前还做不到。认知突破需要打破现有的思维框架，而打破框架首先需要你知道框架是什么、为什么你要打破它。体验的独特性来自一个人不可替代的生命轨迹，我在潮汕长大、在北京读书、在跨国企业工作、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做田野调查，这些经历塑造了我看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是无法被训练数据复制的。
行业规约的失范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在中文网络文学市场上，AI洗稿已经形成了产业链。版权保护机制在技术面前显得滞后和无力。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个别作者的利益受损，更在于它侵蚀了文学作为公共对话空间的信任基础。如果读者不确定自己读到的是一个人的真诚表达还是一台机器的概率输出，文学与读者之间的契约就动摇了。
我的态度是：与其哀叹原创性的丧失，不如重新定义原创性的尺度。在AI时代，原创性不再是你用了别人没用过的词，而是你以别人没有过的方式理解了世界，你从一个独特的位置出发，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要求作家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你为什么写？你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如果你的回答只是想讲一个好看的故事，AI很快就能做得比你好。如果你的回答涉及你的记忆、你的恐惧、你的文化根系、你对这个世界的坚硬和温柔，那么你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康春华：你个人对写作还抱有信心吗？你还信赖人类的想象力吗？为什么？
陈楸帆：我对写作依然抱有信心。但这个信心跟以前可能不太一样。
以前的信心建立在一种隐含的优越感上：人类是唯一能够用语言创造意义的存在，写作是人类心智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这种信心在大模型面前被动摇了。不是说大模型真的能创造意义，而是说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以前认为需要意义才能产生的那些东西，连贯的叙事、精巧的比喻、流畅的论证，也许不需要意义就能被生成。
现在我的信心建立在一个更朴素的基础上。
现在所有的技术都在让你加速，让你变形，在拆解结构。只有创作是你必须面对自己，和自己对话。工具来了又回，不停迭代，你永远会有更好的工具，更逼真的质感。但讲故事的能力，跟人连接的能力，如果没有，那就是没有。
这也是我给学生讲的，写作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你自己，也是训练你怎么用语言表达所思所想，这种技能会帮助你在未来跟AI、跟人沟通。从另一个角度看，写作是可以疗愈人心的。你意识不到的创伤，你的情感模式，可以通过写作发现。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处理。每个人都需要写作来打开自己，打开世界。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还是有活路的，包括我的学生，通过广义的创作，很多人在AI时代反而更有立足之地。
至于人类的想象力，那又是另一种玄而又玄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产生的机制是什么，又应该如何激发与培养。我在高中时曾经构思过一篇小说，讲的是未来某一天，人类因为智能机器的滥用，集体失去了想象力，政府只能到十分偏远的农村地区寻找未被玷污的头脑，带到大城市里加以培养。也许我应该把这篇小说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