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月9日是我国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诞辰13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一同重温他非凡的人生故事，感受那份激荡人心的“中国桥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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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钱塘江大桥，让茅以升名垂青史——他正是这首座由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公路铁路两用桥的缔造者。而“爱国”二字，更是他心中始终架起的精神之桥。

投身桥梁，只为报国有门

1911年，15岁的茅以升考取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当时他未赶上清华考期，转考唐山学校，心中不大衷爱工程专业，受时代影响，一度想弃学投军，但是被母亲严词拒绝，甚为苦闷。

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走进唐山路矿学堂的礼堂作演说，为茅以升的一生指明了方向。孙中山先生热情洋溢地说：“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大军举行起义建立民主的政权；另一路大军则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目。办工厂，开矿山，实行大机器生产……凡此种种都离不开交通运输。中国要富强，仅交通开发一项，就要修10万英里铁路、100万英里公路。同学们在路矿学堂学习采矿、筑路、造桥，也是为革命。希望大家努力学习，蔚为国用，承担起历史重任。”

这位历史巨人是茅以升青少年时代最崇敬的人。按照孙中山先生所说，修铁路、筑公路，都离不开架桥，桥梁专业的学生报国有门了！展望前程，茅以升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

这也给予他更多学习的力量。当时学校都用英语讲课，选用国外最新教材，学生没有课本。茅以升制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学习计划并合理安排时间，在课堂上认真听讲，扼要记录，下课后参考外文书整理笔记，并进行复习。在学校待了5年，茅以升整理了200本笔记，摞起来有一人这么高，大概有900多万字，相当于每天写5000字。

茅以升在唐山路矿学堂就读时，经历了多次考试，发榜常常都是第一名。毕业考试时，他不但把规定的必答题都答了，而且选答题也全答对了，老师破例给了120分。这张考卷一直保存在学校里。

在海外组织活动，声援祖国

从唐山路矿学堂毕业后，茅以升考取公派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进入匹兹堡一家知名桥梁公司实习。其间，意外发现卡耐基理工学院招收工学博士，还特别开设夜校，21岁的茅以升便决心白天做工，晚上读书，誓要攻下博士学位。

从1917年秋天到1918年12月，除了星期天，茅以升几乎每个清晨五六点钟就出门，匆匆赶往火车站，先去桥梁公司实习，晚上7点前赶到卡耐基理工学院上课，9点半方可回到寓居的房东家，“终日无片刻余暇”。

在极其紧张的状态下，茅以升坚持了500个日夜，终于用一年半的工余时间，读满了别人白天上课需要一年才能读完的学分。为了专心做好博士论文，茅以升提前结束了实习。没想到博士论文研究最紧张的时期，茅以升却抽身主持了两场“中国夜”活动。这一切都源自游子对祖国的热爱。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政府以一战战胜国身份参加，却受到战败国的待遇。操纵巴黎和会的列强荒谬拒绝中国的正义要求，将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交给日本。消息传来，茅以升按捺不住义愤，着手组织留学生运动。他先是代表匹兹堡中国留学生会在匹兹堡两大报纸投函，抗议巴黎和会的无耻决定，要求美国主持公道，得到美国社会同情。

为了扩大影响，留学生会在4月30日晚，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中国夜”宣传大会。除请名人演讲外，还表演了许多具有东方色彩的节目，包括东方戏法、踢毽子、古琴及三幕京剧《孝义节》等。晚会大获成功，第二天，匹兹堡各大报都登载了“中国夜”的消息，并发表同情、支持中国留学生正义行动的评论。茅以升等游子在海外声援了祖国。此后，由于国际上“山东问题”久悬不决，茅以升等继续宣传呼吁，于10月再次组织“中国夜”活动。

建成具有世界水平的大桥

钱塘江大桥是茅以升的代表作。他与搭档罗英以及建桥技术人员、工人等发挥聪明才智，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建成了钱塘江大桥。

他们在建桥时发明了“基础”“桥墩”“钢梁”3种工程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新方案，并且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运法”，全部工程中实行了半机械化，甚至还使用了微波电话等新技术。

当时茅以升的办公室设在六和塔旁，想了解江底施工情况，无法及时互通消息。为此，他在美籍华人电讯专家赵增珏教授的帮助下，使用微波电话发射，通过水面传到江底，解决了通讯问题。当大桥施工遇到打桩打不下和沉井下沉发生歪斜等现象时，他发现土力学是项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当时国际对土力学的研究刚刚开始，茅以升刻苦钻研，还将大桥的土质标本包装送到国外研究机构代为分析、做试验研究，并设法从国外找来有关论文资料，复印给桥工处的工程师，齐心协力解决困难。

以上种种，使钱塘江大桥工程工期最短、工款最少，而且一经建成就具有世界水平，远远超过外国人在中国修造的十几座大桥。

颠沛流离中不辍弦歌

茅以升不仅是桥梁大师，也是教育大家。

他留美归来，24岁就担任了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西南交通大学前身）教授，此后又在东南大学等多所大学任职。

抗日战争期间，茅以升为唐山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前身）迁校、复校呕心沥血，历尽艰辛，为大批失学的流亡青年创造学习环境和条件。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唐山沦陷，学校如同无形解散。校友们自发组织复校活动，推请茅以升出面力挽危局。当时，还没得到政府的正式任命，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等后方城市的报刊上，竟刊出《茅以升招生启事》的新奇广告，学生纷纷从各地赶来。直到1938年2月，教育部才给茅以升下达正式任命。

茅以升四处奔走呼吁，获得全国校友大力支持，得以把流亡学子聚在湖南湘潭，把钱塘江大桥桥工处与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前身）两个单位设在一起办公、学习。当时100多人挤在只有二十几间房的陶公祠里，连黑板都没有，学生们坐在地上上课。

学校刚刚贴出第一张新生榜，就被敌机投弹炸毁，电灯也被炸坏了。茅以升和同事们举着蜡烛，重新写了一张，第二天又贴了出来。不久，师生越来越多，茅以升又四处托人，先迁到湘西永丰县的杨家滩，后又迁到贵州平越。在战局万变的情况下，他历尽艰辛，为战火中的流亡学生营造学习知识的园地。

茅以升用一生树立了一座中国科学家的丰碑，他以爱国的热忱、报国的功绩、开拓的勇气、不渝的奋斗、崇高的风范，持久地感召着后来者、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作者系《桥梁以渡茅以升》传记作者、科技导报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