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中，父亲既是懂建桥筑梦的人，也是懂温情生活的人。

“奋斗，征途之桥”

不干涉子女兴趣，只要求有真才实学

父亲给我们营造了一个温暖的民主之家。他对我们兄弟姐妹的学业很上心，却从不强迫我们，格外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他不规定我们必须做什么，让我们顺着自己的心意发展，只要求我们把该做的事、自己喜欢的事做好。

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路，有的搞音乐，有的做药学，有的研究文学。我喜欢文学和历史，曾有过当文史教师的梦想。他曾经跟子女们说：“不管你们将来想成什么名、当什么家，都得有真才实学。”

虽然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像父亲那样从事桥梁工程，也没做出他那样大的成就。但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努力，没辜负父亲的期望。

在特殊时期，刚刚初中毕业的我被分配到烧瓷厂工作。父亲对我说：“你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工人，应该感到骄傲，好好地去工作。”父亲还送给我6个字：“先做人，后做事”。

父亲的教导，支撑着我走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我虚心向师傅们学手艺，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为了更好地充实自己，在工作之余，我把所有能挤出来的时间都用在了自学上，拿到了硕士学位，圆了自己的深造梦。

父亲说的“做人”，含义很广。其中让我感受最真切的，是他待人的善心，尤其是对孩子们的爱心。在我的记忆里，家里的客厅总来一批又一批的少先队员，父亲会拉着他们的手，亲切地讲自己小时候立志的故事，还有各种有趣的科学知识，孩子们都亲热地叫他“我们的茅爷爷”。

“科普，育才之桥”

他的愿望是看到儿童热爱科学

“爱孩子，就是爱祖国的明天。”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哪怕到了80多岁，他还常常去学校、少年宫，给孩子们作科普报告。

父亲对科普工作的关心，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2年，一位朋友带给他美国科普作家大卫·狄慈斯的《科学的故事》，说这本书连外行人都能被吸引。父亲借来一读，当即就萌生了翻译的念头，他说：“把它译成中文，就能让更多不懂自然科学的人看懂了。”后来，大哥茅于越自告奋勇做翻译，父亲自己逐字校对。这本书最终在1937年7月出版，果然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父亲曾说：“科普与科研是塔基与塔尖的关系。没有塔基的宏大坚固，就没有塔尖的刺破云天。”修建钱塘江大桥时，他为《科学画报》连续写了8篇文章，把建桥的最新进展讲给大众听；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他又为“大型管柱钻孔法”撰写科普小词典，发表在报纸和《科学大众》中学版上。他的科普文章总能巧用比喻、善引典故，读起来生动又有趣。

1963年春，父亲的《桥话》在《人民日报》上分四次连载，里面讲了中国古代桥梁的科学、历史和文化，深受读者喜爱。后来，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召开时，毛主席还特意对父亲说：“你写的《桥话》我看见了，写得很好，你不但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呢。”父亲每次跟我们提起这件事，都难掩激动。

到了晚年，父亲因为高度近视患了眼疾，几乎失明，却还想为孩子们写科普文章。我就用硬纸板为父亲镂刻成方便书写的格子，使他在写作时可以摸索着，避免字句的重叠。他每日趴在桌上，笔耕不辍。他希望，孩子们这一科学大军后备力量快快成长起来。他说，这是“我们老科学家的愿望”。

父亲对科普事业的热情倾注也深深感染了我。后来，无论是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还是推动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相关工作，我都始终重视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问题。

为推动基金会的发展，助力科学普及、科技创新，我全力奔走筹款。其间虽历经困境，但每次见证活动成功举办，内心便满是热忱与欣慰。多年来，基金会先后在浙江杭州创办茅以升实验学校，在江苏镇江设立茅以升中学，并在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宁波大学等开设“茅以升班”，旨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茅以升等老一辈科学家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依托基金会非官方的灵活机制，我积极推动两岸科技界交流，组织多场互访活动。临行前，我常叮嘱同行者，既要缔结技术伙伴关系，更要建立情感联结，主动贴近民众、增进了解。

这些努力成效显著。台湾青年代表团来访大陆时，无不惊叹于北京的繁荣与大陆桥梁建设的宏伟成就。通过实地走访，他们深化了对大陆的认知，增进了民族情感，与大陆同胞结下深厚友谊，令我颇感欣慰。

父亲为国家架起了跨越江河的大桥，也为子女架起了通往理想、懂得担当的桥梁。

（作者系茅以升女儿、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名誉理事长）